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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67 次  来源:http://www.freshstuff.cc 时间:2019-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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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阳理工亲历故事之1——薛谦让
  • 所谓的拓荒者
  • 2003年,原南阳地委书记、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的李金明回南阳理工学院校园参观,他对在场的其他人员说:薛谦让是我派到这所大学的第一个拓荒者,………
  • 我参与南阳理工学院的创办工作,确实与他密切相关。
  • 我1967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分配到国防科委第六研究院某研究所。鉴于当时的“文化革命”形势,当年的毕业生一律到军队劳动锻炼。分到国防科委“六院”的毕业生到陆军第26军锻炼,在山东青岛附近一个农场,种了一年零四个月的红麻。锻炼结束时,各回各的研究所。我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留在部队,加入了军籍。该军炮兵团电影放映队一个扩音机坏了,清华和我校一个同学去了两个晚上没修好。有一天,我校那同学说,今晚你也去吧,我说,行啊。到现场后,大约10分钟,找到了故障原因。从此我成了该团修电子电器的“名人”。锻炼结束时,据说中央军委有说法可留下少数人为部队服务。我于是被留在该团当通讯技师,又干了将近5年。因身体不适,更重要的是我在野战部队的技术岗位上也没有更大的作用,于是在1974年转业回到南阳广播事业局,先后当过技术员、工程师。
  • 1983年,又一个偶然机会,使我“一不侥幸”走上了“仕途”。当年南阳首次落实邓小平提出的干部“四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指示,我成了第一批“四化”干部之一,被任命为南阳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副局长。之所以说“偶然”,因为根本没想到自己一下子成了“县处级”干部。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至少我本人事先既无任何奢望,更没想到去“活动”。有一件事能说明当时选拔干部的风气。当年我正在广播局当工程师,承担中央广播局布署的“分米波电视网规划”任务,规划结果需要向宣传部长李金明汇报。局长领我到宣传部办公室等候时,有一个人主动给我打招呼说,谦让(你)来了。我却不知道他是谁,接着听人说,这就是李部长。而他,正是当年决定能否提拔我的直接顶头上司。由此也可见当时官场风气之一般吧。
  • 1984年我又当上了独立出来的广播电视局局长,一年以后又兼任南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这期间,我一直与李金明是比较直接的上下级关系。我曾流露过“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做宣传工作”。时任地委副书记并很快继任书记的李金明,曾征求我的意见:“到县里当书记吧?”这种被后来许多人视为“一方诸侯”的权力极大的地方官,我却视为畏途。我当时认为:南阳这个地方,随便拿出一个县,都是大几十万人口,县委书记的“臣民”比古代的“万户侯”多多了,而且工农商学兵,工作内容太复杂了。而我办事又过于认真,我预计自己承担不起这样巨大的责任。
  • 与此同时,南阳在酝酿办大学。当时南阳只有一所培养初中师资的省属师范专科学校。那时南阳的领导们办大学的心情很纯真,目的就是要急于为南阳培养更多经济建设急需的大学生。在此前后曾分别向省里提出办郑州大学南阳分校、南阳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等多个方案,但始终没有得到省里支持。为此,李金明后来曾在几次会议上发牢骚说,省里一个领导批评我们,说你南阳有多大实力,竟然要办五所大学,事实上,我们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 这一次,南阳又要办大学了,鉴于以前几次失败的教训,自然有人说风凉话,说南阳又吹牛皮了。地委已经决定让我参与南阳大学的筹建工作,为了造舆论,我在《南阳日报》头版发表过两篇言论,署名辛秉良。宣传部有同志就说,薛部长没信心了,他的心冰凉了。
  • 事实上,这完全是误会。鉴于前述的工作意向,我想做点能见实效的具体事,于是欣然接受了筹建南阳大学的工作,被地委任命为南阳大学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时任副专员郭贵仓任领导小组组长。尽管当时领导们办大学的想法也许过于天真,实际困难也远非他们所想像,但我本人却从来没想过这件事会办不成,更没有心凉过。所以,十七年后,当李金明说我是他派到这所大学的第一个“拓荒者”时,我真有点受宠若惊,………南阳理工学院当初很荒蛮吗?
  • 南阳理工学院从一无所有到近期的庞大规模,从一路遭人白眼,到初步令人刮目相看,那些善于体贴下情的开明领导可能会认为,其中肯定经历一系列艰难困苦。但我的亲身体验是,当初并没有觉得怎么苦,而且是我自愿放弃不擅长的宣传工作,主动要求来做这件事的。这大概就是我对“拓荒者”的称谓感到惊奇的原因吧。

 

  • 南阳理工亲历故事之2——薛谦让
  • 当年的十大新闻之首
  • 配合南阳决定办大学的举措,1986年11月26日,我以辛秉良的名义在《南阳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我区今年的高招结果和南阳的人才输出形势。”这是我第一次为报纸写评论。大概因为我当时分管新闻工作,所以很容易地发表在第一版显著位置。此文不仅获得了当年全省好新闻一等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年南阳十大新闻的评选,——“创办南阳大学”成为当年得票最多的新闻,地委确定的“七五”期间三大历史任务,理所当然地经过了不知多少次宣传,也没有此事得票多。
  • 所以,文章的这两个结果,显然不是我的那一点小小权力所至。
  • 文章的主要着眼点是从当年高考录取结果,分析南阳高中毕业生面临的不平等命运:高分无学上的现象异常突出;进而从南阳走出去的大学生分配回来的更少,得出南阳急需人才又输出人才的结论。末了,当然要歌颂地委决定办大学的明智之举。
  • 以社论为代表的新闻体裁——政治评论,一般很难引起基层群众的自发共鸣,因为这类文章往往是官话套话比较多。在20年前,新闻风格更加僵化得多的那个年代,发在头版的这篇文章提出的这个问题,如此具体,又如此关乎群众的根本利益,大概也算是“标新立异”了。
  • 顺便提一句,奖状送给我时,报社一位负责人说,这个奖可以分配一个“农转非”指标。可惜我那时没有想到有这个需要。
  • (署名 辛秉良)1986.11.26
  • 号称“文化之乡”的南阳,高招录取总数连年增长之后今年略有下降,人们议论纷纷,原因何在?发展趋势又如何?
  • 笔者以为,教学质量上不无原因,但根本原因不在于基础教育的水平低了,而在于南阳的高等教育基础太差,发展太慢,如不采取措施,形势将越来越严峻。
  • 从今年高招结果看,我区考生进线占全省的14%(相当高),重点院校录取数占全省的12.3%,一般院校本科录取数占13.6%,仍旧名列前茅。但大学专科录取数却只占全省的9.3%。原因是,主要在本区招生的大学专科层次的本地高校太少,南阳没有职业大学,没有电大普通班,走读生又微乎其微。在此类学校中,我区录取数只占全省的2.4%。因此,我区“高分无学上”的现象非常严重。中专录取分数也比外地苛刻得多,我区理科分数线是480分,文科是476分,而开封却分别为390分和356分。显然,我区学生面对着极不公平的竞争条件。
  • 上述情况还包含着另一层更为严重的含义,就是经济落后而又人才奇缺的南阳却成了一个人才输出的地区。地方高校少,需要的人才只好依赖国家分配。但我区每年送出的大学生几千人,回来的只有几百人,其中经济建设需要量最大的工科生更少——每年只有20多名。向国家输送人才无疑是光荣的,但这不符合国家人才流向的要求,对振兴南阳经济更为不利。长此下去南阳的“翻身”很令人担忧。这里用得着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中的一个断语:教育和科技作为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如果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不但精神文明建设上不去经济建设也将没有后劲。
  • 襄樊市原来也只有一所师专,与我区相似。许多人知道他们引进人才的眼光,也许不知道他们培养人才的气魄。他们是七十年代引进人才,八十年代着手自己培养。他们把新建的市政府大楼、计委大楼和经委宿舍楼拿出来,很快创办了一所工科大学¬¬——襄樊大学。省内的安阳、信阳,高教基础原来也不比南阳好,虽起步晚,但上得快,安阳大学已初具规模。郑、汴、洛、新、焦等市本来高教基础就好,但他们仍在积极发展高等教育,自办的中州大学、开封大学、洛阳大学、平原大学等正在迅速扩建之中。
  • 形势逼人,我们怎么办?地委领导很尖锐地指出了上述问题,行署已决定创办自己的大学,此事深得民心,但愿能够成功。困难自然不少,关键是决心和措施。
  • “文革”中,南阳砍过师专,卖过农校,至今为南阳人民所不齿,孰罪孰过?办教育是造福子孙的圣德之举,从古到今,当官的不说,百姓尚且“积福行善”办教育。创办南阳大学是名垂南阳史册的伟业,愿此事早早办成!
  •  
  • 附录:今年我区的高招结果和南阳人才输出形势

 

  • 南阳理工亲历故事之3——薛谦让
  • 不批也要办,第一个全面决策
  • 1986年南阳再次决定办大学的时候,正是国家控制高校发展速度的时候。在此之前,全国大学数量一度增长很快,号称平均三天增加一所大学。一些省会城市和省辖市办起了一批走读大学或职业大学,审批程序是省里批准,国家备案。中央认为高等教育发展太快了,要进行控制和调整。从1986年开始,高等学校的审批权全部收到中央。所以,当我们向省和国家汇报要办大学的时候,碰到的是一路红灯。
  • 但这丝毫没有动摇南阳的决心。我与南阳几个主要领导私下议论后,他们表示不批也要办。但为了使决心有更可靠的决策基础,经李金明同意,我带一个考察组(教育局长刘元颖、教育局调研员后来任学校教务处长——胡建良等)到襄樊、郑州、安阳等地考察,并查阅一些资料后,起草了一个汇报提纲,希望地委听取一次系统汇报,能有一个较全面的决策,把一些最基本的大事决定下来,而不是走着说着。
  • 1986年11月29日地委召开全会,专题听取了我代表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汇报。汇报内容包括:办大学的形势和困难,外地办大学的经验,南阳办大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请求地委解决的问题,包括学校名称、性质、层次、选址、开办场地、学校规模、初设专业、暂定机构、编制、基建计划、经费、师资等16个问题,还特别强调虽然形势不好,但完全有可能办成,关键是领导的决心要大,措施要得力,而且一开始就要有高标准,凑合不行;决心越大,标准越高,吸引力越强,经费、师资等困难越好解决。我最后说,办大学涉及的问题很多,以上汇报内容很粗略,仅仅是个大概。主持会议的地委书记李金明说,够具体了!
  • 在此之前,虽然地委已经决定要办大学,还下发了一下筹备领导小组人员组成的文件。但显然地委行署班子成员并非人人经过仔细考量。我汇报完之后,会议气氛有点冷场。书记李金明是接任一把手不久的年轻领导,他大概也不好强行推动。地委常务副书记杨风岗是一个“老资格”。他的办公室在正对着我的办公室的楼上,办大学的事,我平时与他私下交换意见较多。据我观察,他决心在调回省城之前为南阳促成这一善事。他在此时就首先发言,态度很积极。更有意思的是,他还点着名让地委班子成员表态。几个主要领导表态之后,本来就很支持的李金明就好拍板了。于是会议很快统一认识,形成决议,肯定了我汇报中的几乎全部提议。这就是决定南阳理工学院起始命运的1986年地委10号会议纪要,它成了这所大学筹建工作的一个相对系统的、强有力的决策基础。

 

  • 南阳理工亲历故事之4——薛谦让
  • 学校选址的争议,专员带着我们走过场
  • 南阳大学选址的问题,在1986年12月3日的地委会议10号纪要中,已经明确定在白河南。但20年前的南阳市是在南阳行署管辖下的县级市,后来俗称“小南阳市”,南阳城区的建设规划由小南阳市管理。所以南阳大学的选址要经过小南阳市的批准。小市建委和分管城建的副市长,一开始就显得有“宏大”眼光的样子,而且态度很坚决,要我们选址到独山或蒲山,最后勉强让步到卧龙岗南阳师专西边。
  • 对小市的意见,我表示坚决拒绝。他们的意见表面上很有“理论”:大学要远离闹市,便于长远发展。我的观点是,这实际上是一种不联系实际的教条。对于大中城市,尤其是省会以上大中城市,大学选址要考虑避开繁华城区是很正确的。但小城市(20年前的南阳市更小)就没必要了。当时的认识是:小城市办大学,而且是本地财政投资办大学,离城区太远,将给学校的配套服务带来极大不便,大大限制学校的发展速度。比如教职工子女的上学和家属的上班问题就很难解决。那时更没有“大学城”的概念,但很清楚地知道,财政不可能出拿出钱来为学校单独建一系列服务设施,包括办质量较高的小学和中学,而附近农村中小学条件太差,教职工肯定不愿意。南阳师专的例子就很典型。作为省管高师院校,几十年的历史,尚且办不成一所有吸引力的附属中小学,教工子女长期坚持到岗下的城区中小学就读。而且,我当时就知道,师专早早建起了单元房,但为了子女就学和家属上班方便,不少教工仍长期住在岗下城区。
  • 还有一种理由叫蒲山、独山等地风景好。我说襄阳师专位于隆中,风景更好,但由于同样原因,长期限止了她的发展。
  • 为了促成这所没有准生证的学校尽快成长,我们最初主张在开办场地——原财贸干校,及紧临的预留城市中心广场(后来的新华商城)就地发展。小市坚决不同意,我们也觉得有点不怎么理直气壮。后来决定争取买下位于中州路附近的停办的军工企业原880工地(现中光厂),占地面积较大,而且有一大批现成的建筑物,经过一段努力,没有得到地委、行署支持。大概他们内心认为吸引来一个大厂,比遥遥无期的南阳大学更重要吧。
  • 后来我们就决心在白河以南选址。那时当然不可能知道附近会形成现今如此美好的白河湿地公园和游览区。当时的主要考虑是:一方面这里发展余地很大,有连成大片的农田;另一方面紧邻城区,跨过白河就到了市内,子女上学和家属上班都很近。当时还没有淯阳桥,白河经常断流。从城区南门到现址,都是在白河河床直接过来。而现在的长江路那时还是一条很窄的公路。但城区南门外必然要修桥是肯定的。
  • 南阳师专西的方案有一定道理,因此要否定也不容易。但我们反复比较,坚决认定白河南的校址比南阳师专西好得多。显然,小市和我们都私下里向地委行署领导汇报过多次,双方争持不下,为此僵持了一段时间。后来我们又增加了两条不去卧龙岗西的理由,一是说那里土质不好,是膨胀土,对建筑物不利,而且供水困难,打很深的井也经常断水,南阳师专有教训;二是师专西已经接近十二里河,地势低凹,用做大面积校园不合适。
  • 一个星期天傍晚,我在家里,行署专员张洪华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要与南阳市有关人员一起到卧龙岗上察看南阳大学选校址问题。我说,我们都不同意那里呀。他说,哎呀,到现场看看,才能说不合适嘛!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因为在次之前地委书记李金明刚给我打电话说过,校址仍定在白河南岸。于是急忙赶到卧龙岗上,到达现场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模糊了。同时赶到的有小南阳市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和小市建委负责人。张洪华同志基本上没让别人说话,就抢先说,这里不行,太远了,已经靠十二里河了,不合适建大学,而且听说这里土质也不好。小市建委负责人还想争辩几句,话没说完,就让张专员截住了。并且明确拍板道,就这样定了,还是定在白河南。
  • 于是,这一次现场视察和办公就这样匆忙结束了。坐到车上往回赶的时候,我感到很好笑,张洪华同志领着我们公然走了一个过场。
  • 没隔多久,地委书记李金明、行署专员张洪华和常务副专员范广畯等又约集行署职能部门和南阳市的有关负责人到白河南的现址进行实地查看。在视察现场,不知为什么事,范广畯很不客气地批评了南阳市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几句。南阳撤地没市之后,这位小市副市长调任大市某局副职,南阳理工学院的有关工作仍然要与他打交道。南阳理工学院副院长***同志有一次找他汇报工作,进他的办公室后,不仅不让座位,还让他到办公室外等候。等了好长时间后,才让进去说话。官场很讲级别,论级别他该清楚自己没有***高。因为权利在手,自我感觉一直很好,为南阳理工学院的事受过气,有点情绪可以理解。但我想他大概不会与南阳理工学院结下私仇吧?没过几年,他又退休了。但愿他不至于一直耿耿于怀吧!

 

  • 南阳理工亲历故事之5——薛谦让
  • 10月7日————首届新生开学典礼的日子
  • 创办南阳大学之初,地方领导以为,只要决心大,再加上向上级汇报好,当年(1987年)就能实现正式招生。在后来的向上逐级汇报中才发现,筹建半年多,就想实现以南阳大学名义正式招生是不可能的。但地委的决定又必须实现,于是经省教委同意,决定借用电大普通生计划招生。广播电视大学属于成人高等教育序列,但当时也开始招收参加普通高招统考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这就叫电大普通生招生计划。河南各地市都有电大分校,南阳大学就是借用这种计划招生。学校的开办场地是原南阳地区财贸干校旧址。筹建之初,门口挂着“南阳大学筹建处”的牌子,决定招生后,学校就自己决定把“筹建处”的牌子换下,正式换成“南阳大学”的牌子。换牌子的思想背景是地方党委政府和学校创业者的内部决心:上边不承认,自己承认,并且决心要办下去。
  • 首届新生开设工业企业管理、工业与民用建筑和化学工程三个专业。但在当年的河南省《招生报》高校招生志愿专刊上,并没有南阳大学的专用代号,而是在南阳电大分校的代号下,在上述三个专业后边的括号里用很小的几个字说明:“在南阳大学办班”。电大普通生本来就列在最屈辱的最后一批,如此尴尬的地位当然不利于招生。但这毕竟是一个突破———在极不显眼的地方首次露出“南阳大学”四个字(如果不是省招办工作人员的松手,“在南阳大学办班”这几个字也不应出现)。为了扩大影响,当年7月10日,《南阳大学1987年招生简章》在《南阳日报》刊登,并且组织部分教职工到南阳各县的高中去张贴。
  • 尽管名不正言不顺,但前来咨询者相当多。那时大学升学率很低,再加上各省辖市市办高校只在本地招生,因此南阳大学的首届新生录取结果,并不比其它省辖市高校差。9月25日,128名首届新生入校。入校后,招生的非正规性和待遇问题,自然成了首届新生的心病,学校向学生说明地委、行署保证他们毕业后享受同等待遇后,学生的思想也就很快稳定下来。但中途仍然退学几名,所以首届毕业生是121名。
  • 1987年10月7日,举行首届新生开学典礼。南阳地方党政领导几乎全部出席。省内几所职业大学和襄樊大学派代表参加,为方便省教育行政当局派人出席,开学典礼的名字屈意在南阳大学后边加上“筹备委员会”几个字,即写成“南阳大学筹备委员会首届新生开学典礼”,在这种情况下省教委派出高教二处副处长王佩琼和张华出席。
  • 因为128名新生坐不满一个小型礼堂,我特意要求拉开前后左右间距。会场气氛显得非常热烈甚至壮观,在这个典礼上,我做了一个长篇发言,慷慨激昂地引用列宁的话“你怕狼,就别到树林里去!”接着说,南阳大学没有狼,有的是困难,教师的职业本来就是清贫的事业,我们大家本没有乐享现成的奢望,既然来了,就说明大家都有创业的思想准备。并首次喊出了“把南阳大学这块创业的土地,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不成功决不罢休”的口号。
  • 十几年后,李金明说我是他派来的第一个“拓荒者”,是否与我当时过于激动的情绪有关呢?
  • 10月7日,20年前的这一天,有30多名教师,128名学生,在一个约十亩地,五千平方米建筑的场所,在上级教育行政当局不予承认的情况下,正式开始办大学,这就是南阳理工学院事实上的诞生日。一切都很简陋。但我当时曾对这数量有限的教职工说,这比哈佛大学创办之初的一个男教师,九名学生,一座小屋,强多了。
  • 南阳理工亲历故事之6——薛谦让
  • 不自量力的规划及张义成说大话挨骂的故事
  • 经南阳地委决定,并经行署论证的南阳大学发展规划为在校生2000人,占地200亩。这在当时已算是很超前的眼光和气魄了,——需知文化革命之前河南省没有一所大学的规模超过2000人。1987年5月我正式主持南阳大学的筹建工作后,对其长远规划和基本建设计划进行了重新论证,企图是,依据教育发展规律,提出一个更科学的方案,防止基本建设走弯路。避免“越是缺钱,规划越没眼光,在后续建设中越需要拆拆建建,甚至彻底搬迁,浪费更多的钱”那样一种局面
  • 经过反复讨论后,我们越来越觉得2000人和200亩地的规划限制,必然会给学校的长远发展带来极大被动局面。但即使这样的规划,已让当时一些领导无法接受。一位对南阳大学的建设做出过关键支持的领导就不同意这个决定,他说:“100亩地,1000人,投资1000万(元),足够了,不能再大了。”怎样让省地两级领导机关接受南阳大学的规划设计,不耽误基本建设计划的实施,又不给学校的长远发展带来被动,当初很费了一番脑筋。
  • 当时没想的解决办法是,经行署批准上报省政府的正式报告按2000人规划,学校内部私下里搞规划时,按4000至5000人设计。并且力求在具体实施基建计划时,按自己的规划进行。
  • 具有长远眼光的基本建设规划,要想在功能布局上不留遗憾,作为过来人,我个人觉得依次理想的实施过程是:a)一次性规划,一次性完成征地,一次性施工;b)一次性规划,一次性征地,分期施工;c)一次性规划,分期完成功能配套的部分征地,分期施工。但现实是,越是落后的地方,规划上越没眼光,而且因为钱很少,所以,结果往往是:a)规划很保守,后来不得不反复变更规划;b)多次征地,给前期某一时间段的功能配套带来极大困难,学校主政者为了任期工作的顺利进行,只好变更长远规划,在现有地段内实施功能配套,加之中国的非法制社会环境,还往往造成规划用地被占,迫使规划的实施变数更多,最终功能布局更不合理;c)到了实施后期,发现布局越来越不合理,只好彻底搬迁,或者是部分设施拆了重建。这就是“越穷越折腾”。南阳大学的早期规划和建设正是面临着这种局面。
  • 当时最困难的局面是,如何在只允许征地100亩的情况下,既保证将来达到5000人规模时的设施布局合理性,又实现近期办学设施功能的配套性。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在一个400亩土地5000人规划的地域内,划出一个类似大写倒L形的100亩地进行征用。目的是在倒L的横线上建两栋教学楼,在竖线上把位于总平面图中心位置的图书馆大楼,从北大门(位于横线中央)尽可能向南推移,使得将来的预留用地全部征用后,保证图书馆仍大体处于中心位置。这样做的结果,在数年之内保证了教学生活用房,但牺牲了体育场地的同步配套。所以南阳大学早期曾经只有两付篮球架,成为南阳师专某些同志耻笑的言资。
  • 由于地区领导对我们很信任,很少具体干预后来的工程实施工作,所以当时没有人过问为什么100亩地征成一个L行(当时俗称镰刀行),而不征成一个有规则的矩形。也可能是当时的100亩地已经很大了,领导们在一片乱糟糟的工地上根本就看不出它的形状。
  • 从1989年开始,我们反复请求行署按5000人规模控制用地,到1993年国家教委批准理工学院后,又立即要求按“千亩土地万人规模”来控制用地。由于后任领导的眼光也越来越开明,1991年和1994年分别形成了控制300亩和1000亩预留用地的行署和市政府正式文件。我们控制长远发展规划用地的目的较好的实现了。使得学校最终形成今天西北校区和东南校区紧密相连,又各自形成相对完善的功能设施的校园格局。
  • 规划上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我所知道的稍早建校的省辖市高校中,由于前述的眼光和财力的限制,后来大多进行了办学场地的彻底搬迁,或者很快显现功能布局上的严重缺陷。南阳理工学院在财政基建投资始终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在多次征地、反复施工的情况下,至今能大体上保证校园功能布局上的基本合理性,这是早期的创业者们最不惭愧的一件事。
  • 1987年学校领导班子讨论规划时,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长远规划一定要按5000人设计,甚至也可以按万人规模来设计。党委副书记张义成很赞成我的想法。有一次他在向省教委领导***汇报工作时,直接说出了我们要按“万人规模”来规划的话。结果引起***大为发火,严厉训斥,说他胡说八道,吹牛皮不知深浅,郑州大学才多少学生?
  • 事实上,张义成挨批的唯一原因,是他在不适当的历史时刻,向不适当的对象,说了正确的话。

 

  • 南阳理工亲历故事之7——薛谦让
  • 建校经费哪里来与偶然投缘的“财神”范广畯
  • 为了促进筹建,学校一开始就采取边筹建边招生的方法。为此,就要加快许多教学准备工作,包括迅速调进一批教师。但到1987年5月前后,已经调进的部分人员开始发生较大思想波动,有的人来了,但不愿办理正式调动手续。根本原因是两条,一是正式校址不落实;二是上级批准建校招生的问题没着落。到5月8日,省政府批准筹建,但一直不肯向国家教委正式呈报。两个问题的实质还是基建经费不落实的问题。
  • 地委虽然正式决议五年投资1000万元,但真正有可能落实的是财政每年拨款100万元,其余靠所谓多渠道筹资只是一句空话。而且财政这杯水车薪的100万元能否落实,也在两可之间。有一次向李金明汇报时,他也显得无奈,说:“是否还像你办电视台那样,弄点钱先干着,逐步发展。”他说的是1985年南阳电视台自办节目的事,财政拨款30万元,就办起来了。我对他说,办大学花钱可不能那样,不是几十万的问题,也不是几百万的问题,而是上千万的问题。
  • 在向国家和省教育行政部门汇报中,很快得知,办大学能否获得批准,不是看需要(南阳很大,河南高校布局很不合理,南阳在这方面理由很充分),而是看条件,而且由于国家正在控制高校发展,上边当然不可能给钱办大学。而南阳不仅穷,而且还不是一级严格意义上的财政核算单位(行政公署———省政府派出机构,不直接管企业),可支配的财力极其有限。因此,解决基建经费的关键还得靠学校班子研究探讨一个筹措基建经费的可行性方案,供领导决策。基本思路形成后,就是找领导一个一个汇报,便于集体决策时容易统一认识。
  • 我们当时提出的方案有四条:一是地区财政拨款每年100万元,不能再少;二是南阳十三个县(市)共同投资办南阳大学,平均每县每年20万元,三年780万元,加上地区财政的300万元,三年共1080万元;三是向企业和部门收取委托培养费;四是南阳全社会集资,包括按比例提取各部门预算外资金,全区职工按工资比例捐助等。其中第二条的可行性在于当时刚兴起的人才热,各县(市)都愿意要大学生,但不可能县里办大学,而且每县三年平均每年20万元的负担并不算重。
  • 为了让地委、行署领导正视基建经费的紧迫性,我先后以自己和时任学校党委副书记王留堂的名义写过两封信,其中一封的的题目是“用改革精神解决南阳大学的建设经费问题”,信中提出“行署本身钱不多,办法必须灵活,政策应当放宽,钱又少,路子又很死,那就只有走着说着了。"
  • 在向地委行署领导的个别汇报中,除了地委书记李金明、专员张洪华的态度外,分管财政的“财神”——常务副专员范广畯的态度非常关键。1987年6月末至7月初,范广畯同志晚上经常在行署二号办公楼下的大院里乘凉,我利用这种机会多次去那里与他漫谈。谈的结果使我暗暗惊喜。范专员是一个资格老、有威信、且头脑清醒、处事果断、直来直去的人。因为他管钱,想多要钱的行署各局委的头头都要与他打交道,但他的处事风格往往使有些人很胆怯。我就亲自听两个局的局长说过,“见范专员的时候腿肚子也发抖”。我那时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但在那个时代算是年轻干部,在他面前也很胆怯。然而不知怎么回事,我们两个似乎有些投缘。在多次乘凉漫谈中,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但他说:“办大学,就要办真正的大学,不要徒有虚名的大学。”有他这句话,已经足够了。
  • 再加上地委书记李金明的态度已经很明朗,时机成熟后。我以学校党委的名义向地委、行署写了一个报告,名为“南阳大学筹建工作中的问题及建议”,直送李金明后,他很爽快的批示:“请洪华、海程、广畯、贵仓四同志研究即可。”意思是我已经原则同意了,你们几个定吧。
  • 我拿着这个批示,找行署专员张洪华,紧接着,行署专员张洪华、地委副书记刘海程、常务副专员范广畯、副专员郭贵仓同志听取了我的汇报,范专员首先表示支持地县(市)共同投资的方案,还具体说明了各县(市)的分摊办法。于是否定了其他方案,很快确定了三年地县(市)共同筹资1080万元的方案。1987年7月17日,趁召开全区工作会议之机,上述四人召集各县(市)长在梅溪宾馆开了半天会,专门研究地县(市)共同投资办南阳大学的问题。我在会上做了一个系统发言,就南阳大学筹建工作的进展、面临的困难、共同投资建校的方案作了说明。讲完之后,为了表示感激和期待之请,我还向县(市)长们深深鞠了一躬。对于我这个举动,与会者颇感新鲜。因为在那时的中高级干部观念里,存在一种同为党官员,大家似乎都是公而无私的,公来公去,所以很少有为“公事”而如此客气者。四位领导接着分别讲了肯定性意见。当时的县级南阳市市长李宝兴,首先表态表示支持,他说:“谁拿钱多,谁还占便宜呢!”他说这话的由头是方案中有“按投资比例向各县(市)分配招生名额”这一条。那时的大学升学率很低,专科招生名额也很珍贵。于是很快统一了意见,至此,地县(市)三年投资1080万元,共同建设南阳大学的方案,变成了南阳十三个县(市)的共同意见。
  • 这个会议结束后,张洪华同志很高兴,对刘海程说:“走,咱们给金明同志说说去。”我与他们二人一起到李金明的办公室,当他听说各县(市)都同意出钱以后,还问了一句:“县里都有钱吗?”。这个一致结果似乎出乎他的所料。因为此前我向他汇报这个方案时,他曾说:“哎呀,有几个县连工资都发不下来呢!”。
  • 为方便地县(市)共同投资办大学的协调工作,根据我们的建议,接着成立了南阳大学董事会。并且由范广畯任董事长,各县(市)分管财政的副县(市)长及地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为董事。这个董事会,从名义上说,是当时全国高校最早成立的董事会之一。它实质上是在经费困难的特殊情况下,用行政干预的方式,为学校筹集资金并提供优惠政策支持的共同办学的组织形式。常务副专员范广畯董任事会长之后,关于南阳大学的工作,我就可以向地委、行署的五个关键人物直接汇报。地委这边是书记李金明和兼管教育的副书记刘海程,行署这边是行署专员张洪华(兼任南阳大学校长),常务副专员范广畯(兼任南阳大学董事长),分管文化教育的副专员郭贵仓。事实上,包括最初时期杨风岗兼任的南阳大学党委书记在内,张洪华、范广畯的兼职都是李金明根据我的建议“封”给他们的,目的是在初创的最困难时期,便于推动工作。
  • 这一千万元经费,成为南阳理工学院早期大规模基本建设工程的重要保证,包括100亩征地在内的三万多平米建筑,一年之内拔地而起 ,也成为后来逐渐“说服”上级部门的有力证据。
  • 范广畯是解放战争后期从河北南下,留在南阳的干部,官场厮混很多年,难免褒贬不一。我没有资格全面评价他的为人,但在我的切身体会中,他是很值得南阳理工学院记住的人。人们应当赞赏李金明、张洪华在创办这所大学中的决策作用。但当时分管财政的范广畯如果态度不积极,创建早期的命运如何坎坷,也很难说。所以,我一直很感谢他的开明,在他离休之后,我退休之前,我一直要求学校在过春节时带上东西去看望他。
  • 南阳理工亲历故事之8——薛谦让
  • 校名——屈辱、曲折和突然令人刮目相看的历史
  • 1.生不逢时
  • 南阳当初要办的大学是职业大学,所以行署批准的筹备领导小组就叫“南阳职业大学筹备领导小组。”这说明南阳尽管办大学的决心很大,但在办学层次上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只是在我外出考察之后,得知“职业”两字名声不佳,再加上预设的“野心”更大,所以建议把“职业”两字去掉,改名为“南阳大学”。但内心很清楚,奢望国家批准的学校性质只能是职业大学。然而令创业者根本没有想到的是,获得国家批准是如此之难,致使这所学校长达六年处于“黑户口”状态。
  • 经过1978年以后的经济、科技、教育改革,到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一度兴起一股办大学热。到1986年初,全国新增高校近300所,有人戏称平均2——3天建立一所大学。为遏制这种倾向,1985年底,国家决定将所有高校的批准权收归中央,并决定对高等学校的发展实行从严控制,全面进行治理整顿。这个“整顿”的说法,一直持续到十年后的“结构调整”为止。随即,国务院颁布《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对高校的设置条件提出了明确规定。1986年后,国家教委对全国高校的办学条件进行了全面检查。检查结果,达不到应有条件的有近300所,其中本科有100来所,高专和职业大学200所。尽管如此,各地各部门要求新办高校的积极性一直很高,当时全国高校已有1060所,还有100多所已经报送国家教委待批。鉴于这种形势,国家教委计划将高校总数控制在1100所。而此时,南阳大学刚刚决定要办,对此形势还“蒙在鼓里”。而且还急不可待地决心在第二年就争取国家批准。后来碰到一路红灯、一路白眼、伤透脑筋,才深深感到南阳大学“生不逢时”。
  • 2.口头支持
  • 1987年3月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先到郑州,后到北京,正式开始南阳大学向上申报工件的第一步。除接触有关领导外,最有实质意义的是结识了国家教委计划财务司综合处专门负责起草文件的副处长咸立亭,弄清了国家对高校宏观控制的形势和新办大学的报批程序。
  • 1987年5月我正式主抓南阳大学工作后,我强调要在招生和筹建这两项工作中,把筹建当作重点,全力以赴把基建工程搞上去。7月份以后,1000万基建经费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报批工作有了更充足的理由,因此并没有因形势不利而灰心。相反,在向上级汇报中,显得信心十足。我们反复强调两方面的理由,一是强调必要性。控制高校发展的政策不应一刀切。河南高教太落后,南阳更落后;南阳大学属于职业大学性质,符合适度发展的政策;完全是地方投资办教育,积极性理应得到保护。二是理直气壮地强调可能性。即有所谓“六项保证”:地委、行署决策有保证,办学场地有保证,基建计划有保证,经费有保证,组织领导有保证,人员有保证。时任副省长的于佑先曾对我汇报的这六个保证很感兴趣。再加上,通过地委、行署领导李金明、张洪华、刘海程、范广畯、郭贵仓等直接向省委、省政府及国家和省教委领导多次汇报,又通过在京的南阳籍老领导袁保华、赵东宛、赵延年、杨蕰玉、韩作黎、郭树言等多方面做工作,南阳大学的报批工作逐渐得到有关方面的理解和口头支持。
  • 3.陷入困境
  • 到1988年初,政策初步松动后,6月份国家教委派出考察组赴河南、湖北考察新申办的高校。河南主要考察了洛阳医专和南阳大学。考察组逄广舟副处长和徐孝民还参加了南阳大学一期工程开工典礼。逄广舟在讲话中措辞很策略,他说:“南阳的大学举行开工典礼………”。他在听汇报后,对南阳办大学的决心、工作基础、办学思路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且肯定地说,南阳这样的情况,不能没有一所大学。但又强调,根据国务院的宏观控制和改革精神,南阳应当集中力量办好一所大学。他建议把南阳的有关学校统起来,打出南阳大学的牌子。接下来,合并办学的这种精神也很快成为主管副省长及省教委主任的明确意见。。
  • 为了争取南阳大学早日获得批准,地委、行署同意联合办学,要求学校拿出具体办法。当时南阳有师范专科学校和一个民办的张仲景国医大学(专科)。国家教委提出一个原则,在河南普通高校总数不增加的情况下,才可能批准南阳大学。所以副省长于友先曾对李金明和我明确交待,让南阳大学和南阳师专合并办学。据此,学校班子很快拿出一个意见,主要内容包括:合并后校名叫“南阳大学”;下设师范部和理工部;经费供给渠道不变,互不挪用;统一下达招生计划,分别使用;省地双重领导,以地区为主,协调好内部关系。
  • 上述意见得到地委、行署原则同意,并要求学校,为了协调好关系,主动为师专联系。为此我走访了师专主要领导,说明了我们的初步想法,他们当面答应得很好,但后来反馈过来的意见却令我们大吃一惊。师专班子研究的意见是:把南阳大学办的几个专业并入南阳师专,但不接收南阳大学的一个工作人员;把南阳师专改名“南阳高等专科学校”。他们的意思很明白:南阳大学彻消,他们只吸收几个专业(师专没有这种专业,主要是工科)的招生权;宁要“高专”的名字,也不要“南阳大学”的名字,但要趁此机会把“师范”两字去掉。
  • 南阳地委、行署的主要领导对此当时比较生气,但师专除党组织关系外,其它工作归省里领导。无奈之下还得找省里。1987年8月16日,我陪同李金明到省教委主任徐玉昆家里,专门就此事争求他的意见。他明确表示:(1)南阳等于欧洲一个不小的国家,人口与西藏和青海两个省差不多,国家教委和省教委都同意南阳建一所大学。(2)单独报批今年批不了,明年也难批。委里已经同于友先副省长商量,同南阳师专合并,称南阳大学,师专作师范部,南阳大学作理工部,其它学校先不考虑合并;(3)由地区领导(张专员)兼任校长,原师专规格不变,松散联合,师资设备互相支持,也可有偿使用;(4)经费仍由地区和省里分别供给;(5)地区召集两校商量拿出具体方案,地区签署意见,本月底报省里,然后报国家教委。
  • 我们本来就认为自己的建议理由很充分,(1)充分照顾了师专的原有权益;(2)合并后他们不仅没有损失,而且有了南阳大学的名字,将来可以顺理成章地办本科,等于自己也升格了;(3)能够快速结束“南阳大学”的“黑户口”状态,作为办在南阳并且在很多方面需要依靠南阳地方党委政府支持的师专,顺便促成这个好事是应当的;(4)省教委意见与我们的建议不谋而合。这次有了省教委主任的这个明确态度,似乎大局已定。紧接着,地委副书记刘海程接来了师专的党委书记和校长,就联合办学的问题进行了搓商。二人答应回去开会研究。再次反馈的意见是“本校没意见,但要省教委同意”。接下来的工作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任何进展。后来了解的情况是师专坚决不同意,其直接上级省教委也没有办法。
  • 至此,得到国家教委、省政府、省教委充分肯定,并且一本正经地费了许多口舌的联合办学,成了南阳地区领导和南阳大学创业者的单相思,学校的报批问题再次陷入困境。
  • 4.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 但此时,我们领导班子不仅没有气馁,反而更加坚决了。1988年9月2日,我给李金明写了一封信,并以党委的名正式向地委、行署报告,建议采取果断的措施:(1)彻底打消联合办学的念头,坚持单独报批,并继续坚持边筹建边招生;(2)目前的办学方法(按电大招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请地委、行署批准独立办学,毕业证地方有效,按既定的办学指导思想实行系列改革。现班子愿意责任承包,三年为期,办不出特色,甘当受罚。
  • 这时候我们已经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乞求任何人也没有用处,必须以自己的建校实力来争取上级承认。并且还非常响亮地鼓励教职工:晚批不见得是坏事,批的越晚,越能迫使我们把基本建设搞得更扎实。在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得到承认,反而不利于办学基本条件上水平。
  • 但地区领导的意见是以行署名义向省政府写一个正式报告。报告送出后,联合办学的事虽然在各级领导的口头上一再提起,但我们早已灰心,最终不了了之。
  • 这种情况,果然使地区领导办大学的态度更加坚决了,在1988年12月20日的南阳大学董事会上,行署专员张洪华说“学校的报批问题,从目前情况看,在一定时期内,要国家教委单独批准建校招生是不可能的,走联合办学之路也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学校批了要办,不批也要办,而且还要办好,这是坚定不移的。要在积极创造条件,不放弃争取国家批准的同时,立足于自己办学”。
  • 此后学校的工作重点更加着力于三个方面。一是加快完善办学条件的硬件建设,包括校园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等。二是在招生工作不可能名正言顺的情况下,借用电大招生计划,又不执行电大教学计划,而是执行自己独立的教学计划,便于实施教学改革和办出特色。同时请求地委、行署解决由此带来的与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一系列政策冲突,保证毕业生享受同等大专生待遇。三是实施校内一系列大胆改革,在资金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大幅度提高办学效益。
  • 1989年4月5日,省教委主任徐玉昆首次视察南阳大学。筹办之初,我接触他不只一次,他对我们的办学前景始终不乐观。后来只是在省政府领导的要求下,勉强表示支持。现在,站在即将竣工的当时很少见的很壮观的一号教学大楼跟前,听听总体规划的汇报,大概很出乎他之所料。他兴奋地说:南阳大学的基建工程进度很快,标准也高,比省内其它同类大学都好。请国家教委的有关人员来看看,南阳大学建起来了,而且建得很好,已经是既成事实,应该批了。
  • 5.四次关键考察和三个关键人物
  • 1989年9月28日,国家教委计财司综合处处长咸立亭首次到南阳大学视察。在观看校园和听取汇报后,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南阳办大学决心大,措施得力,听了让人感动;一期工程建设速度快、标准高;学校工作思路清楚,办学方向对头,在内陆地区的同类学校中是不多见的。他个人认为学校的报批是应当的,也是有希望的。并同意回国家教委后做好汇报。据咸处长后来谈到,此次南阳之行印象深刻并且良好。这成为他日后在学校报批的关键时刻给予指导和支持的重要基础。
  • 1989年10月30日,南阳籍的国家教委办公厅副主任(后陆续任教委委员、教委副主任、副部长)来学校视察,关于报批事宜他说:要想快一点,就是走联合办学之路;慢一点,等国家教委验收合格才能批。专科层次,又是工科,是国家提倡的,批是有希望的。
  • 但从1989年底到1991年上半年,就学校的报批问题得到的上级答复一度仍然很渺茫。副省长于友先说:南阳大学生有三条路可走:(1)单独报批;(2)河南高校整顿掉一批后把南阳大学添上;(3)同南阳师专合并。第一条路就走不通,国家教委副主任朱开轩就不同意,他说几栋大楼不算大学,主要看师资;第二条路,去掉哪个学校都很难,目前也不好走通;第三条路,关键是做省教委的工作。
  • 我们当然清楚知道,第三条路也难走通,因为南阳师专坚决不同意,省教委的工作也不好做。但此时南阳大学已搬入新校址两年,办学条件越来越可观,我们坚信,只要坚持下去,越办越好,获得批准只是早晚问题。
  • 1990年10月,主持国家教委工作的副主任何东昌到河南视察,省教委特意安排他到南阳大学一看。李金明和张洪华分别迎接到桐柏和信阳。何东昌在参观校园后,在现在的一号教学大楼很详细的听取了我的汇报,并认真进行了询问。汇报结束后,我们请求他给学校题词。虽然“南阳大学”这四个毛体大字已经赫然写在学校大门前的黑色花岗岩上,但这毕竟是自封的。随行的办公厅主任张保庆怕他为难,欲加阻止。对此,我事先已有心理准备,赶忙说,可以不提“南阳大学”这几个字。何东昌心情不错,似乎不怎么顾虑,于是题词道“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实干精神的人才。”“实干精神”几个字,与我们汇报的人才培养目标的通俗表述“会动手、能吃苦、没架子”有关。
  • 何东昌在1992年离职后,成为首次成立的国家“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主任。这次视察给他留下的好印象,成为学校解决报批问题的又一个关键因素。 1992年4月,南阳籍的国家教委机关党委组织部长郭长宇给我打电话,说国家对全国高校的全面治理整顿已经结束,对高校的审批也转入正常化,希望学校及时上报,今年批准的可能性很大。
  • 1992年7月11日,郭长宇再次电话告知,国家教委将派专家组到河南,考察验收平顶山建专和南阳大学。7月15日,国家教委计划建设司副司长孙明五和科长蔡云等来校。听取了我的系统汇报。并考察了校舍、图书和实验室建设及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情况。孙司长在考察结束时说:关于南阳大学,国家教委都知道,两次来校印象都很好,我们的第一感觉不错。办好大学关键是三点:班子、校舍和师资,你们这三条都比较好,说明南阳大学在五年时间内的建设是有较大成绩的。至于实验条件是无止境的,事实上师资队伍建设也是无止境的,你们下功夫引进了一批硕士研究生,后劲很大。校舍已达5万平方米,条件是好的。关于报批问题,这次受国家教委委托而来,对学校建设情况和办学条件是满意的。你们讲“生不逢时”很对,但不批不等于不具备条件,不批把压力变动力就是好事。今年9月份,国家将成立专门委员会对申报的新高校进行论证,请你们做好准备,力争一次通过。同行的蔡云认为:印象很好,学校思路清楚,方向正确,各种条件具备,我们的态度是力争尽快批下来。接下来我陪同他们到位于卧龙岗上的张仲景国医大学听取了简单汇报,给他们的印象很不好。
  • 这是国家教委正式批准建校前的结论性验收。孙司长所说的对南阳大学,“国家教委都知道”,是因为在五年多时间里,通过各种渠道造了很多舆论。这对学校的获批有很好的作用。但后来回想起来,学校的最终成功还在于自己的基本办学条件在这六年时间里被逼上去了,并且经历了四次关键考察,包括1988年逄广州的考察和1989年咸立亭的考察(孙明五所说的两次来校印象都很好),1990年何东昌的考察,和1992年的验收。如果不把过硬的条件摆在考察面前,我感觉,再好的上层关系也无济于事。
  • 但在南阳理工学院的获批过程中,有三个在职的关键人物很值得记忆。那就是:郭长宇任劳任怨、不厌其烦的串联工作,张保庆在关键时刻的支持,咸立亭作为具体经办人员的理解和帮助。
  • 6.校名之争
  • 高校设置评议委员会正式评议之前,学校要通过省教委正式呈文,就学校设置的有关问题提出建议。其中争议最大的是校名问题。国家教委验收组来校考察之前,关于申报什么校名的问题,已经开始通过省教委进行频频沟通。学校研究的意见是,由于联合办学之路走不通,而且我们的条件也今非昔比了,所以我们坚持单独申报,并且校名就叫南阳大学。而不再提多年前极力奢望的职业大学或高等专科学校。我们的报告送到省教委后,计划财务处长崔炳建与咸立亭进行沟通。咸立亭说,单独成立南阳大学仍有困难,张仲景国医大学条件较差,应予撤消,与南阳大学合并,按这种要求申报。
  • 在此之前,上级提过多次联合办学问题,但从来没有提过与张仲景国医大学合并问题。原因是,这所学校是民办性质,不占普通高校指数,南阳大学要成立,要么整掉一所普通高校,要么合并一所普通高校。但现在整顿已经结束,国家和省教委认为张仲景国医大学条件太差,同在南阳,要求顺便将其撤销。所以,后来原张仲景国医大学有关人员愤愤不平,认为是南阳理工学院把他们的牌子“抢走了”,是很无自知之明的说法。
  • 撤消国医大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做主。而且当时我们经过认真研究之后,认为合并国医大弊多利少,——不仅增加人员包袱,而且其校址已经被“云阳中医中药学校”占据了,可以说人财两不宜。我们把意见向省教委反映后不久,省教委副主任李文成为此专程来南阳征求意见。先见了分管教育的副专员王成先并传达了国家教委和省教委的意见。此时,地委、行署正在镇平县召开全区工作会议。于是,我和王成先又陪同李文成到镇平会见地委书记张洪华、行署专员毛兴中。张、毛二人表示完全赞同撤并申报的意见。同时要求学校,根据上级意图研究具体上报方案。5月29日,学校最后议定的方案是:坚持南阳大学的名字,为维护原国医大的尊严并能使其相对独立地办学,国医大并入后更名为“张仲景国医学院”,此意见得到地区领导赞同。
  • 不久,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期间,李文成通知两校到郑州当面向省教委领导汇报合并申报的意见。此时国医大早已与从南召县迁来的云阳中医中药学校合并,打着张仲景国医大学和南阳中医中药学校两个牌子办学。原国医大学私人办学的领导班子因经济案件已经解散,主持国医大和中医中药学校工作的校长***是原云阳中医中药学校的。我和他一起先见了李文成。李文成接着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了徐玉昆并得到了徐玉昆的同意。接着徐玉昆和李文成一起会见我们两个。在交谈中***无意中提到了原国医大的一些问题,一下子激起了徐玉昆的怒火,坚决不同意并入后叫“张仲景国医学院”,并且喊叫道:以后不准在任何地方出现任何类似字眼。当时不知徐玉昆为何如此突然发火。后来才听传说,原国医大内部不和,互相告状,告状信竟然把送给徐玉昆猕猴桃汁这样的小事也揭出来了。
  • 1992年9月,学校代行署拟报省教委的报告送达省教委后,省教委主要领导对“南阳大学”的名字表示不同意,认为报“高专”比较合适。学校在11月2日开会,坚持要保“南阳大学”的名字,认为从长远发展考虑有充分理由,而且按高校设置条例的要求,批准建立后有一个建设周期。并议定一个七点理由呈报省教委,要点是:(1)南阳很大,需要建一所4000—5000人规模的大学;(2)从改善全省高校布局和学科结构看,南阳也需要一所规模较大的大学;(3)从面向豫西南广大地区需求看,需要一所工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4)近期以专科为主,长远看,需要本科,一些专业已经具备办本科的条件;(5)南阳整体实力强,有能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6)三校合并(南阳电大已经并入)后,条件已达到相当水平;(7)鉴于原国医大在国外有些影响,撤消后还是保留二级学院的名称为好,利于对外办学,批“大学”可以较好地将其包容进去。
  • 但计财处的崔炳建说,保“南阳大学”名称的报告,必须经徐玉昆主任同意并签发意见。11月7日,张洪华、毛兴中正在参加省委会议。我到会上找到他们两个,请他们去见徐玉昆。张洪华当即让毛兴中与我一起去会见同时与会的徐主任,他最后同意按“南阳大学”上报。当天中午,计划财务处朱玉山同志赶写向国家教委呈报的《关于建立南阳大学的请示》。当日下午,徐主任就签发了请示。
  • 11月9日,我到北京,通过郭长宇见到了计划司和高教司有关官员。重点是与计划司咸立亭研究校名问题。我向他重申了叫“大学”的理由。他说道理归道理,但研究时是看现状是否够“大学”的水平,虽不合逻辑,但就是这样研究的。叫“高专”当然好批,还有“学院”这个名字。宝鸡有两校合并,叫“文理学院”,你们叫什么可以考虑。他的这个话使我感到内心惊喜。我上大学那个年代,国内一些水平很高的大学就叫“学院”,如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等等。还有世界最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但我不喜文理学院这个名字。隔一夜,再次见到咸立亭时,我问他,能否叫“理工学院”。他说,可以考虑。于是与他最终商定按“理工学院”的名称申报。因为与省教委申报的名称不一致,咸立亭还让我写了一个本人签名的同意改名申报的书面保证。他说他个人认为批准“学院”名称的可能性很大,但也不排除批“高专”的可能性。并让我找一下何东昌,汇报一下学校的意见,他是评审会的主任,让他了解学校的意图是必要的。接着,我通过郭长宇见到张保庆,向他汇报我们的想法,强调希望批“理工学院”的迫切而坚定的心情,如果叫“高专”,宁愿此次不再申报。张主任态度很明确,很同意我们的意见,并爽快地答应立即给何东昌汇报。
  • 7.突然令人刮目相看
  • 12月20日,我和郭建生等人再次赴京了解情况,住在北师大招待所。我平时不善酒。在地委宣传部工作时,有一年春节到一个同志家里拜年,他让我们尝“董酒”,事后回忆起来,似乎觉得董酒的味道不错。我曾经偶然说过这个感觉。话传讹了,有同志就以为我虽不喝酒但喜欢董酒,实际上不是那回事。12月26日,国家高校设置评议委员正式通过,同意建立南阳理工学院。得到这个消息已近午夜时刻,同行的郭建生、赵荣基、吕亚林激动不已,半夜里开着车到街上到处找董酒,并买来一包熟肉,在房间里喝酒庆贺。他们还动员我猜枚,也算我平生第一次行酒令。
  • 越想越激动的原因大概有这样几条:一,这个名字不仅使我们摆脱了长达六年的“黑学校”的屈辱,而且与当初奢望的职业大学彻底划清了界限;二,理工学院是一个很正规的本科校名,等于国家教委为我们予先设定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三,从某种意义上说“理工学院”比叫“南阳大学”更科学。因为鉴于南阳的知名度有限,叫“南阳大学”反而容易让人误会成文化革命前的红专大学或者简称的职业大学。四,“理工学院”的名字内涵极丰富,还是一个世界通用的名字。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亚洲理工学院(泰国)、南洋理工学院(新加坡)等,都是世界知名的大学。
  • 改革开放前,中国有很多“工学院”,但没有“理工学院”。进入90年代,“理工学院”或“理工大学”就成了一种赶世界潮流的时髦。但当时,包括南阳理工学院在内,全国仅有四所理工学院,河南仅此一所。河南省历史最悠久的大学——焦作矿业学院,在同一时期想改名理工学院,也没获得批准,仅改为“焦作工学院”。他们当时的院长对我说起这事,就显得很羡慕南阳理工学院。在1995年,南阳理工学院首次组织试办本科专业论证会上,我在汇报中提到,南阳理工学院现在名不符实,竟然与麻省理工学院有类似的校名。与会的当时河南省唯一的博士学科带头人郑州大学的吴养洁教授对我开玩笑说,你们的野心不小啊,想办成麻省理工学院!
  • 这个突然令人刮目相看的校名,不仅让办学历史比我们早好几年的其它几个省辖市办大学大感吃惊和羡慕,也当然会让同处一市的、地位一直比我们优越的、历史悠久的南阳师范专科学校感觉多样。南阳师专一度曾有教师甚至班子成员要求调入南阳理工学院,他们当时肯定面对一些或多或少的压力。
  • 8.事后诸葛
  • 但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我一直认为当初省教委态度不坚决,南阳师专坚决不同意与南阳大学合并不仅是正确的,而且结果对双方都是很有益的。
  • 首先,南阳师专的决定,客观上虽然延迟了南阳大学的正名,但却促使这所学校不得不完善自己的办学条件,也使上级在考察时,对这所学校的建设成绩得出越来越好的印象。
  • 第二,假设南阳师专当时同意联合,南阳大学很快以某种名义取得正式办学资格,但可以肯定,南阳地区对所谓理工部的投资力度必然会减小,其理工部决不会发展到现在的规模。至于“联合”后的其它麻烦事,就更难预料。
  • 第三,我认为南阳师专不同意联合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不想改变隶属关系,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绝对正确的。高校的投资体制与管理体制不是一回事。论投资,有国办、省办、市办和民办;论管理,在理论上应当是国家和省两级管理。但现在糊里糊涂地似乎又加了市级管理,市级管什么又是一笔糊涂账,业务上管不了,似乎是管人事。在中国目前的人事和干部体制弊端丛生的情况下,高校的人事管理权下放带来的弊端可想而知。
  • 第四,竞争比垄断好。当南阳只有一个师专时,师专是南阳唯一的老大,至少在南阳没压力。现在冒出一个理工学院,虽说历史浅薄,水平也不能使他们服气,但一度咄咄逼人的样子也不能让他们麻痹大意。互不服气就要竞争,竞争的结果是双方都在加快发展。
  • 第五,值得提及的是,南阳理工学院成长的曲折历史,还给全省的高校建设提供了一个小经验,这是省教委的一个领导在1993年的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说的。他在大会上宣布国家同意成立南阳理工学院后说,今后谁想办大学,也可以像理工学院那样,你们办好了,我们就承认。也就是说,谁再想办大学,不会再碰到一路红灯或一路白眼了。
  • 当然,长达六年的非法状态,带来的不全是决心和好处,除了社会上不了解内情的少数冷嘲热讽外,领导机关个别人的冷漠是最令人伤心的,至于以不速之客的形式参加省里各种会议(参会名单上没有我们的名字)的尴尬还在其次。
  • 更重要的消极影响是另外两条。一是长期的非法状态,给招聘教师带来极大副作用。否则我们在师资队伍建设上的超前举措必然会引来和留住更多的学术技术骨干。二是招生的非法状态,不仅严重伤害了学校的社会声誉,而且给教育教学工作带来一系列困难和不安定因素。这两条影响加起来肯定会延缓这所学校的发展步伐。
  • 但正是这种长期的曲折、屈辱,又突然令人刮目相看的历史,才值得回味。
  • 南阳理工亲历故事之9——薛谦让
  • “取信与官”与“第一个多快好省工程”
  • 在国家教委来南阳大学的第一个考察组到达的第二天——1988年6月18日,在新校址举行了第一期工程开工典礼。一期工程的主要内容,除了水、电、路等外,主要包括教学大楼、学生宿舍、教工住宅、学生食堂等共计3.5万平方米,计划投资1000万元人民币。
  • 对于这1000万元来之不易的投资,我在大会小会上多次强调这是“全区900万人民的血汗钱”,一定要倍加珍惜。我不清楚那时其它基建工程有多少腐败。但我始终有信心保证,这里边没有权钱交易。倒是以当时全区重点工程的名义,把施工单位——南阳地区建筑公司逼得很苦。地建公司作为行署直管的最大施工企业,那时还很习惯于接受行政干预。像1号教学大楼近万平方米的全框架结构,在当时施工机械还很落后的情况下,要求他们12个月完工,结果逼迫他们实行两班制,日夜干,平行交叉作业,甚至顶风冒雪,春节也不停工。
  • 为了节约工程造价,学校经过反复讨论,决定不采用“省心”的由施工单位“全面承包”的办法。而是大宗原材料由学校供给,包括钢材、水泥、门窗等。这样做的结果,使施工方减少了取费,降低了收益,当然给建设方的基建管理大大增加了工作量。比如像基建处长胡冀予通过其湘潭钢铁公司的亲戚购买300吨钢材这样的麻烦事就会多起来。
  • 曾经把地建公司逼到困境的另一件事是施工质量的纠纷。当1号教学楼二层主体基本完成时,基建处发现地梁±0以下构造柱混凝土标号低,配比也有问题。于是坚决令其停工,我还把此事告到地委副书记刘海程那里,刘又把地区计建委领导批评一顿。最后逼使对方请专家论证,并拿出加固方案。结果硬是用大批木桩把两层混凝土大楼框架顶起来,把±0以下的构造柱全部打掉重新浇注。这个质量事故曾经轰动一时,也给地建公司造成一笔不小的经济损失。但直到12年后的“三讲”教育的时候,校内还有同志重新提起这个事件,把它作为我在本校基建工程中是否受贿的一个证据。对此,我只能无可奈何地想,有的同志太不了解我的所谓事业心天真到什么程度了。
  • 由于施工管理比较内行和严格(包括审减大笔工程决算),一期工程建筑物不仅质量较高,而且造价也很低。另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优惠政策也落实得比较好。这其中包括征地的优惠政策,除了满足农民的必要补偿外,免除各级政府的一切行政事业性收费,坚决顶住压力不接受占地工的安置,不为以后征地开恶劣先例等。
  • 这样做的结果,使首期工程建设资金的效益大大提高。现在很难想象1000万元那时能干什么事情。几个简单数字可以说明问题:征地费每亩1万多元,全框架7层的1号教学大楼造价小于290元/㎡,学生宿舍造价不到160元/㎡。
  • 但对于首期基建工程,前三届学生和早期来校的教职工,印象最深刻的事情,还是1989年搬入新址后,长达数月的义务劳动。一期土建工程挖出的上千立方的地基土,在校园内堆成几座小山。学校号召大家进行大规模义务劳动,平整校园。没用任何动力机械,全靠架子车和铁锨等简单工具,把几座土山搬入低洼地段填平。目前在美国的曹孟德博士在一次土方垮塌中,差一点被土方压在下面。至于手上打血泡的人就更多了。
  • 首期工程被评为南阳地区重点工程建设先进单位和河南省高校基建工程先进单位。时任省长李长春来校视察时,还称赞“规划的好,建设的好”。但对学校影响最大的还是常务副专员范广畯的评价。
  • 一期工程竣工,1000万元经费花完的时候,我向他汇报工程进展情况,他很满意地说,第二次董事会在南阳大学召开,让大家看看这1000万元花得值不值。1989年10月15日在一号教学楼召开南阳大学董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地委、行署领导及各县(市)分管财政的副县(市)长与会。与会者除现场察看工程情况外,听取了我的系统汇报。我的汇报稿是经张伟(现任院办主任)手抄后复印的。复印之前,我特意交待,为节约用纸,一定要双面复印。汇报完之后,范广畯讲话的时候,以我的讲话稿复印方法做例子,对南阳大学的节约精神大加赞扬,说“你们见过几个单位领导的讲话稿是这样使用复印纸的吗?”并且很肯定地说,南阳大学一期工程是“南阳地区近年来第一个多快好省的工程!”在大家都表示很满意的情况下,他首先表示,一期工程因原材料涨价造成的300万元缺口,仍按地、县(市)共同分担的办法予以追加,并且同意再投资200万元,建设图书馆大楼。在我的印象中,范广畯对人严肃且自信,似乎很难让他表扬谁。他此时的这种评价,当然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由于他的资历、责任,他能如此表态,其它地委、行署领导当然也乐观其成。于是,一年前决定的1000万元投资一下子变成了1500万元。
  • 我在汇报讲话的最后,分别点出了范广畯(兼董事长)、张洪华(兼校长)和李金明有关南阳大学的“名言”,称之谓,“南阳大学师生没有忘记董事长和校长的训示,也没有忘记李金明书记为南阳大学指出的光明前景:
  • 董事长说,我们办大学,要办真的,不要徒有虚名的。
  • 校长说,南阳大学不仅要坚定不移地办,而且一定要办好,…….。
  • 地委书记李金明说,……南阳大学的成功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而且生机勃勃,前途光明。”
  • 这是当众“表扬领导”,有拍马屁之嫌。但也是给领导施加压力——说过的话要算数。
  • 领导都爱听赞扬的话。但作为下属,要想得到领导的支持,还是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以自己的工作实绩取得领导的信任。
  • 1989年夏天搬入新校址后,曾在南阳师专当过副校长多年、时任南阳大学副校长的王留堂同志,根据他的老经验很有把握地说:这三万多平方米的校舍,十年也用不完。但实践证明,不到五年,已经人满为患了,第二次大规模基建又开始了。
  • 南阳理工亲历故事之10——薛谦让
  • 从图书馆的教训看本校早期建筑的眼光
  • 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高校建筑设计的观念还很保守,不仅谈不上近些年的贪大求洋风,而且行政干预的束缚还很多。比如1990年建本校图书馆时,政策还规定不允许使用铝合金窗。
  • 由于南阳地方党政领导的开明和信任,南阳大学及后来的南阳理工学院的总体规划和建筑设计,始终有较大的自主权,地方领导很少具体干预。其中图书馆的建设是一次例外。
  • 现西北校区的图书馆在动工之前,我们参观了本省高校的一些图书馆。受200万元的限制,重点大学早已建成的图书馆,我们也不敢攀比。而其它大学的图书馆都很一般,比如河南高校的老大——郑州大学,当时也还是很一般的老馆。位于郑州的一所性质相近的某大学刚落成一座新馆,建筑面积只有3000多㎡,我们一看就断定他们很快就会后悔。经过多方比较,南阳大学图书馆采用了原郑州工学院老教授顾馥葆的方案。顾教授早年毕业于天津大学,他的设计思想与他的人品一样,不追求表面奢华,特别强调建筑物的功能和使用效益。我对他的这个设计思想很欣赏。他提供的设计方案,在当时的眼光看来,外观上比较新颖别致,建成后立即成为当时全省高校最漂亮的图书馆。但我认为其最主要优点还在于建筑面积的利用率很高。
  • 对图书馆的争议,在于建筑体量大小。包括附属的报告厅在内,总建筑面积约8000㎡。地区一位领导知道后,认为太大了。直接打电话问我,南阳市图书馆有多大?我说,听说有3000多平方米。他说,那你不能超过南阳市图书馆!我向他解释说,大学图书馆的功能与社会图书馆不一样,它还是学生自修的重要场所。这件事后来又反映到行署“一把手”张洪华那里,他也直接打电话问我。我向他做同样的解释后,又加了一句:这件事你就交给我好了,如果今后实践证明太大了,我完全负责。当然,十几年后的教训是相反的。
  • 后来,领导们果然不再过问了。而且从此以后,学校的建筑方案除规划部门外,地方党政领导真的极少干预。这一点很受设计部门的赞扬。因为这给设计者和学校提供了很大的主动权。当然,这样以来,学校自身的责任就大了。尤其是能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既所谓多少年之后,看起来仍然相对不后悔。所以,我早就坦言,南阳理工学院的规划和建筑设计,如果历史证明有什么失误,我理应承担完全责任。
  • 所谓“相对”不后悔,是指自己的相对条件。郑州大学是河南省唯一的211工程院校,但我知道的信息是,首期211工程基建拨款省财政只给1个亿,其余自筹。而同期宁波市为建设宁波理工学院,财政一次投入8个亿。南阳理工学院至今20年了,累计财政基建拨款大概不足三千万。所以,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像我们这样的内陆欠发达地区,在建筑物的标准上,最好不要轻易提几十年不落后的口号。
  • 这并不是说,我们这样的地方就完全无所作为了。我的体会是,“花”钱上难以大有作为,但在“省”钱上却可以大有作为。还是那句老话,规划上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如果规划把关较好,就可以节约大笔投资,算历史总帐,等于增加了大笔投资。所以,在校园基本建设上相对不后悔的要求,最重要的着力点,在于总体规划设计上建筑物功能布局的合理性。目的是,防止拆了重建。越穷的地方,越需要在这方面把握好,避免越穷越折腾。
  • 至于单体建筑物,除了个别标志性建筑(如图书馆)外,大多数也应当以功能上的实用性为首要原则,没必要强调豪华和气魄,或所谓几十年不落后。清华大学高校建筑规划研究所所长高冀生教授,主张教学楼一般不超过四层,建筑面积5000㎡左右的观点,我觉得是少有的清醒。
  • 发达国家的大学我看的很少,但看了几个国家之后,感受最深的是:他们的多数建筑物外观一般,有的可以说其貌不扬,甚至很陈旧。但最令人羡慕的是其内部功能(如空调、交通、通讯等)很完善,内部设备齐全。进入室内,实验设备、图书资料、办公机具等密密麻麻,一应俱全。相反,国内大学的比阔风,往往比在外观上。我的一个在名校当博导的同学,他的工作室之简陋超乎想象,连个彩色打印机也没有,倒是几个空纸箱子占据了很大空间。说是舍不得扔掉,等他的学生毕业离校时有用处。所以,我认为,如果钱多,建筑物的投资方向,第一是完善功能,然后是提高舒适度,最后才是提高豪华度。相比国外,我院现在的多数建筑物外观够气魄了,——体量够大了,多数7000㎡以上;高度够高了,——多数五层以上。再对比一下美日等国高校,三、四层的建筑很多,而且一律设置电梯的情况,我们反而太艰苦了,——七层大楼也没有电梯!